今年，人工智能驅動的3D版AI合成主播“走”進了觀眾的視線，是的，這個“走”字有玄機。有人會問，之前就出現過AI主播，這次有何不同?

新主播“進化”程度更高。相比于之前坐著或站著面對鏡頭播報的AI主播，今年這位人工智能驅動的3D版AI主播不僅能走動起來，甚至連頭發絲和毛孔都能經受鏡頭的考驗，更接近于大家對于一個“大活人”的想象。

除了升級版AI主播，5G全息訪談技術也引發了強烈關注，盡管目前全息影像看起來與真人還有差別，但疫情之下能夠“異地同框”，足以讓被采訪對象和觀眾感到“很神奇”，如果這次沒看過癮，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找全息影像的娛樂版應用——水幕電影。當然，在前述兩項爆款“黑科技”之外，一些“黑科技前浪”在本次兩會也沒有缺席，比如大數據分析、5G直播，等等。

還記得嗎?在新聞媒體獲得5G、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精心加持之前，2017年那位身上架著十幾塊直播屏幕的“鋼鐵俠”記者也曾讓人眼前一亮，此外，近幾年不少戴著VR眼鏡采訪的記者也都成了新聞。移動網絡、軟件、硬件設備等的發展把大家帶進了移動直播時代，電商 “直播帶貨”，媒體則是“直播帶會”，參政議政的影像信息便通過記者們手中大小不一的屏幕實時傳遞到了受眾的智能手機上。

但如果隨著“兩會報道科技展”走回2010年，這些還不可想象。一名10年前參與兩會報道的記者說：“那時候剛有智能手機，可以錄音。大家都有筆記本電腦，但一般不用電腦采訪。”彼時，手機像素尚不能滿足報道需求，手持DV攝像機算得上是時髦的裝備。到2012年，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錄音筆、單反相機是兩會報道裝備“四大件”，不過信息流動的速度與現在相比還算不上快。

如果說2010年兩會報道科技含量不高，2000年前后跑會的記者們大概不能認同。一位資深編輯說：“最典型的是錄音設備的變遷，我最初用磁帶錄音機采訪，像字典那么寬，很厚。電臺用的錄音機更大，像磚頭。”對于這批記者來說，距離2010年用智能手機錄音，中間還隔著數碼錄音筆的發展。

兩會上什么時候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小巧便攜的數碼錄音筆呢?《中國青年報》老報人謝湘回憶，報社第一次為記者部記者集中添置錄音筆應該是進入21世紀以后，“剛問世的錄音筆價格很貴，將近2000元一個”。20世紀90年代初，便攜式電腦在兩會上是比較新鮮的高科技產物。“不過那種電腦要比現在筆記本電腦大得多、重得多，而且是通過電話線傳稿，如果信號不好，時斷時續，一篇稿件得傳好幾遍才能成功。”即便這樣，依然要感謝大塊頭的便攜式電腦和緩慢的網速，它們將兩會報道從“寫字”帶入了“打字”的新紀元。

手寫報道的程序00后能猜到嗎?回到20世紀80年代，謝湘提到一些很原始甚至陌生的名詞。“那時記者去兩會就是帶紙筆，還不是自動圓珠筆，是一種十分簡易的竹竿圓珠筆。因為沒有計算機寫稿、傳稿，采訪完，只能靠記者回辦公室一個字一個字地寫稿，經領導現場審核完畢再送到印刷車間，排字工按活字印刷的傳統方法把字一個個揀出來排版。排版印刷后，還要安排專人在凌晨把當日報紙的紙型(一種印刷磨具——記者注)送到首都機場，讓飛機把紙型帶到各地的代印點印刷。那時候，報紙到達讀者手中常常很慢，速度完全沒辦法和現在相比。”

沿著“兩會報道科技展”的時間長廊回溯到改革開放初期，不難發現，時代烙印不僅體現在了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里，還體現在媒體報道的形式中、記者使用的設備上。錄音技術、影像技術、印刷技術、移動互聯網技術、應用電子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各領域科技的發展，生動地演繹著科技的進化史。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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