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是第一個在中國研究非洲鳉魚的人。

非洲鳉魚原本棲息在非洲東南部，遇上干旱，這些魚會以滯育或處于休眠狀態的胚胎形式存活，等待下一個雨季到來后孵化、再次繁殖。這一獨特性將大大加速器官發育、再生及衰老研究。

在美國斯托瓦斯醫學研究所和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做博士后時，王偉研究的就是這種魚。2020年他開始找工作，國內外六七家機構給他拋來了橄欖枝，最終他選擇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北生所)，成為這里2021年入職的第一位研究員。

北生所批準成立至今已走過了20年，但這是它第一次招研究非洲鳉魚的人，而用于衰老研究的非洲鳉魚國內還沒有。

放眼全國，這是一項從無到有的研究。對王偉來說，最要緊的是，順利引進一批非洲鳉魚的魚卵。

一封聯名信與一個研究所的誕生

王偉入職的北生所，源起于20年前的一封信。

2000年秋，在新加坡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IMCB)做研究的6名留學人員給中央寫信，希望集體回國工作，并建議中國成立自己的IMCB。

當時，我國已有400多個生物技術、生命科學相關的研究機構。但因歷史原因，國內與國際學術交流中斷、人才斷層，現有機構的研究水平與國際一流仍有相當的差距。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05年以前的25年間，我國在《細胞》上未發表過一篇文章。而當時國內外早有共識，信息技術革命后，生物技術將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

為了不再痛失新科技革命的機遇，同時吸引人才回國、提升生命科學領域研究水平，以這封信為契機，國家科技部、北京市政府聯合其他部門提出：組建國際一流生命科學研究所。

2001年5月，國務院正式批準籌建北生所。

“聯名上書”的人員中，有人回國熱情參與北生所初創，但不久與管理者產生嚴重分歧，辭職了。其他幾位也放棄了回國想法。

業界產生疑問：北生所能辦下去嗎?

歷經波折后，北生所理事會成立由6位諾貝爾獎得主和國內頂尖科學家組成的科學委員會，面向全球招聘北生所所長。

王曉東、鄧興旺、饒毅、魯白等19名留美青年才俊應邀來到招聘會現場，就北生所的未來向科學委員會闡釋各自的理念。

招聘會后，時任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生物醫學科學杰出首席教授、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研究員的王曉東與耶魯大學教授鄧興旺共同受聘為北生所所長。

兩位所長將如何推動生命科學領域原始創新?

“有兩點應是共識：第一，原始創新研究是不可計劃的，但肯定是最好的科學家做出來的;第二，原始創新成果大多是年輕科學家做出來的。”王曉東說，要尋找受過最好科學訓練的年輕科學家。

憑借在美國做了17年研究的經驗，王曉東提出“Empower Young People”(為年輕人賦能)，給他們充分的支持和自由，讓他們做想做的研究。

鄧興旺說：“至少不能讓回國的人感覺工資降低了。”

2003年左右，北京大學教授的年薪不到10萬元，而北生所的助理研究員、副研、正研的年薪分別是稅后30萬元、40萬元和50萬元，研究生每月能拿到2500元。

在北生所，PI(實驗室主任)不用申請基金每年就能有200—300萬元科研經費，儀器設備采購費不包括在內。PI還有80萬元房補，以北京當時的房價，能在北生所附近買套120—150平方米的房子。

令人歆羨的支持源于重視。從2003年正式成立起，每年，國家科技部以項目經費的方式給北生所提供1億元支持，北京市政府以年度行政專項經費的方式提供5000萬元支持。

一個體量不大的研究機構，每年1.5億元經費，著實是大手筆。畢竟，2003年，全國R&D經費總支出也只有1539.6億元。

政府撥款到位，這些錢怎么花，管理者不過問;經費給到位，實驗室怎么用，所長不過問。

有了充裕資金和充分信任，北生所吸引了不少留學生歸巢。他們從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歸來，他們從冷泉港實驗室、斯克利普斯研究院歸來……

拋棄確定性，走進一場“賭局”

如果沒有北生所，張宏或許就不會回國。

2003年冬天，張宏快要結束在哈佛醫學院馬薩諸塞總醫院癌癥中心的博士后研究。朋友告訴他，王曉東正在給北生所招PI。

“曉東當時是美國華人科學家群體中的一面旗幟，很有號召力。”張宏投了簡歷，通過面試，很快收到北生所邀請。

其實，張宏不太費力就能在美國謀一份教職，妻子已在美國一家醫院上班，兩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留在美國的路，清晰又開闊。

可張宏不喜歡一眼就望到頭的未來。“在美國，能看到自己20年后的樣子?；貒鴧s充滿諸多未知、新鮮和挑戰。如果北生所是一個很成熟的機構，我可能就不會回國。正因為是一片荒地，做這件事更有意義。”

在美國的10年，張宏很少看到中國學者在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頂尖期刊上。“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地位確實比較弱。”張宏琢磨，能不能參與一項改變這個現狀的事業?

初生的北生所，勾畫了這項事業的輪廓，吸引著張宏。他認同王曉東的話：中國要真正屹立于世界，一定要有創新，要有符合科學發展規律的研究所，以及用科學的評價體系培養年輕人。

張宏的博士后導師勸阻他說：“中國有幾百萬人在美國，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你為什么要回?”

“如果我不回，談何理由讓別人回?”張宏心意已決。

2004年夏天，張宏踏上回國的航班，成為最早入駐北生所的PI之一。

邵峰也有回國打算，但對國內的人情世故有所忌憚。從北京大學本科到哈佛大學博士后，邵峰從小到大都是學霸，但他覺得自己不是被人喜歡的學霸。

而北生所不僅有充足經費，還提倡賦予年輕人“免于恐懼的自由”，這讓邵峰感到興奮。

面試后，他激動地給王曉東和鄧興旺發了郵件，迫不及待地想回國“大干一場”。他寫道：能有機會與你們一起，回國推動中國現代生命科學研究，努力做出世界頂級成果，很有幸。

和張宏一樣，邵峰不喜歡墨守成規的路，他希望未來有不確定性，“做科學本身就是探索未知，總要冒一定風險。加入北生所，也一樣”。

充滿未知的北生所，就像一場賭局。

“入局”前，邵峰和張宏做過最壞的打算：大不了過個四五年，再回美國找個實驗室待著。

“有意義的事，不在于能不能成功，而在于是不是試過。”張宏想得明白，“假如不成功，也可以作為對原創性基礎研究機制的一次探索。”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愛冒險。北生所初創時期，有人拿到聘書后放棄回國承諾，有人回國幾個月后重新出國，還有人調入較成熟穩定的國內其他機構。

剛到北生所，張宏也遇到很多問題。他的實驗室需要一種培養皿，每天要用一兩千個，進口價1元一個，太貴。張宏找到江蘇海門的一個家庭作坊，最后老板給的價格是0.32元一個。還有一回，他預定了秀麗線蟲注射儀，收到的卻是細胞注射儀。原來，張宏是中國大陸第一個研究秀麗線蟲的，而老板之前從沒賣過秀麗線蟲注射儀，以為張宏下錯了單。

面對出乎意料的狀況，張宏覺得沒啥：“孟安明院士當年做斑馬魚研究，還自己焊魚箱呢?？茖W家骨子里都有股不服輸的勁兒。”

邵峰回國是7月份，趕上北京一年中最熱的時候。從波士頓出發輾轉十幾個小時后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落地，他沒顧上休息，帶著一股熱騰騰的氣息，興奮地直奔自己的實驗室。

他拿出一塊白板，開始對著1名技術員和3名學生描述即將要研究的課題。講了半小時后，邵峰發現大家沒太明白在講什么。像被潑了一瓢冷水，他忽然意識到：“我們生命科學領域的發展相比美國還很落后。”

此后，邵峰講課時就從更基礎的地方講起。他相信，“慢慢來，會趕上的”。

有充分的自由，也要面臨殘酷的淘汰

李文輝的到來，帶給北生所一股沖擊力。

2007年，他辭去哈佛大學講師職位，加入北生所，轉向此前從未涉足的領域：尋找乙肝病毒受體。過去幾十年，全球多位卓越科學家都努力尋找過，皆無功而返。李文輝非常清楚，他可能也找不到。

接納李文輝的研究方向，不僅需要錢和信任，更需要極大耐心成本：不是一年或兩年，可能是五年十年，甚至幾十年。

“你都不怕風險，我怕什么?”王曉東欣賞的正是這種研究最艱難、最重要科學問題的勇氣。北生所全力支持李文輝“冒險”。

一年過去了，沒有發現乙肝病毒受體任何蹤跡。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同樣如此。時間在實驗不斷失敗中一晃而過。第五年，李文輝還是交了白卷：沒有發表一篇關于乙肝病毒受體的論文。

北生所不強求PI發論文，但5年一次的國際評估是硬性規定。實驗室必須把近5年的成果寫成材料，交給領域內國際頂尖科學家評審。評估通過，留下接著干;不通過，全額退還房補，出局。沒人例外。

2012年初，乙肝病毒受體研究進入關鍵階段。為了讓李文輝安心攻克難題，北生所破例將李文輝實驗室的國際評估延期。

“一個好的研究院所，對自己的人首先要有判斷。雖然最終要符合程序和聽取內行專家意見，但特別頂尖的人和前沿突破性成果，需要更長時間被同行理解和接受。”王曉東說，北生所沒人懷疑過李文輝研究課題的難度和重要性。更何況，曙光將臨。

幾個月后，不負眾望，李文輝實驗室確認乙肝病毒和丁型肝炎病毒進入人體細胞的關鍵受體是鈉離子—?；悄懰峁厕D運蛋白(NTCP)。2012年11月，論文在科學期刊eLife在線發表。因為這項發現，李文輝獲得2021年巴魯克·布隆伯格獎，這是中國科學家首次獲得該獎。

“自由”是北生所為人熟知的標簽：自由選擇課題，自由使用經費，自由使用儀器設備，自由爭論科學問題……

在王曉東眼里，給予自由不是有意為之的手段，而是“迫不得已”的選擇——迫于科學規律和科學本身的要求。

“搞科研最關鍵的是充滿不確定性，尤其是‘0到1’的科研，不知道能不能成、什么時候能成。在模糊不清的探索中，不得不給一線科學家自由。”王曉東說，“一份沒人知道怎么干、干十件九件失敗還要繼續干的工作，沒必要再加很多外力束縛。如果不是科學家自己有動力和毅力堅持，外界再怎么施壓也沒用。”

自由之下，是優勝劣汰。

在北生所，PI要面對的靈魂拷問不是“發了幾篇論文”，而是“解決了領域內重大科學問題嗎”“是國際領頭人嗎”“做出原創性成果了嗎”。

這些問題，需要很多年去回答。5年或10年后，回答不了就卷鋪蓋走人。

“對具體個人來說，這可能殘酷。但如果不實行淘汰制，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科學停滯不前，對有能力的年輕人和全社會更殘酷。”王曉東說：“科學，尤其是‘0到1’的科學，只要最優秀的。只有那么點資源，最優秀的人才有可能進來、待下來。”

鄧興旺記得，北生所初期引進的PI都玩命地干活兒。“他們不用到處開會、跑經費，沒有后顧之憂。如果還做不出成績，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自己不行。”

最后，5年時間內成功做出一流成果的PI占比很高。“基本上每個人都能做出優秀成果。”鄧興旺說。

2012年，中國學者在CNS期刊上發表了20篇論文，北生所獨占其中的10篇。這一年，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頒發首屆國際青年科學家獎，全球28名獲獎者，我國7名科學家獲獎，4名來自北生所，包括張宏和邵峰。

鄧興旺說：“北生所的實踐充分證明，只要找到合適的人給予合適的支持，在中國，就能在很短時間內做出世界一流成果、建成世界一流機構。”

受北生所沖擊，不少高校和院所效仿其用人和評價機制：引進海外高端人才，提高科學家和研究生待遇，實行國際評估等。

鄧興旺認為，北生所在探索改善科研環境方面功不可沒，但它的模式不可能全面推廣。“不是每個人都值得大力支持。每個人都這樣支持，浪費錢?？梢赃x出各領域最拔尖的人，采用北生所模式，讓他們做高精尖研究。”

不管是離去還是堅守，都 是為了科學

繁華之后終將獨行。鄧興旺卸任了所長職務，十幾個PI在科研生涯高峰離開了北生所，包括張宏。

這客觀上造成了北生所科研產出下降。但王曉東從沒有勸過任何人留下，也不過問他們離開的理由。“以人為本，支持人，也尊重人的選擇。他們出了北生所都發展得不錯，還能把北生所理念帶出去。”

離開時，張宏帶走了寫著“張宏實驗室”的那塊牌子，“我很驕傲年輕時參與了北生所的事業，并在新地方遵循著它的理念：一切為了追求更卓越的科學目標。”

在北生所13年，李文輝的辦公室從來沒換過，看到窗外的農田變成高樓，他感慨時間過得真快。他還想不到離開北生所的理由，“這里可以讓我做想做的事。待遇不意味著什么，我還是享受精神上的自由和愉悅。就看論文和規劃實驗來說，一張辦公桌、一臺電腦就夠了”。

邵峰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后，想從北生所“挖走”他的人不少。

“不能說我沒閃過離開的念頭，這樣說肯定是假的。但我從來沒有嚴肅地考慮過這件事。我的考慮中，科學永遠是第一位。”邵峰坦率地說，“我想不出有別的地方能給我提供更好的做科學的平臺。假如有一天，我在北生所的實驗室沒錢，或內部管理出問題，或小鼠養不活了，那肯定要選擇走了。而現有條件下做不出好成果，只能說自己不夠優秀、不夠努力，或做的東西太難了。”

王曉東努力嘗試在北生所種“新莊稼”——研發新藥，探索生命科學領域的科技成果轉化。他說：“如果有一天我離開北生所，肯定是我認為更有意義的事在等著我，或是北生所發展到一定時期，需要新的理念和方向。”

無論歸來、離去還是堅守，他們的抉擇都是為了自由探索那充滿不確定性的科學世界。沒有礙于人情的踟躕，沒有名利得失的考量，不在乎聚光燈，無所謂他人的眼光。

2020年，中國學者在CNS期刊發表219篇論文，北生所只占其中的3篇，被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甩得很遠。王曉東沒有為此失落，他認為，這是自然的過程，也是一個健康科學生態該有的樣子。

張宏覺得，北生所賦予中國科學界的絕不是CNS論文能概括的。“北生所從不以論文為導向，它始終純粹從科學角度鼓勵科學家從事原創性研究。在‘破四唯’背景下，它的意義比10年前更重要。很多機構資金變多了、待遇提高了，但理念不行，還是不行。永遠只有懂得科學發展規律的人，才能制定促進科學自由探索的政策。”

在邵峰眼里，科學研究是曲高和寡的事，科學家的知音本就很少。他希望整個社會能更深刻理解科學本身，以符合科學規律的眼光和方式對待科學家和科學事業，“不要壓抑年輕人成長，不要把太多非科學因素鑲嵌在科學之中”。

為了盡快開展研究，王偉聯系了斯托瓦斯醫學研究所的前同事，讓對方寄一批非洲鳉魚的魚卵給他。

“一提到器官再生和發育，就會說美國做得很好，我希望，在這些領域，最好的研究也可以是在中國。”王偉說，他也想做有挑戰的事。

這同樣不是一兩年就能見到成果的，但深諳科學規律的北生所愿意為這個年輕人的情懷和夢想買單。接下來的5年，王偉不用擔心沒人支持他的研究，也不用擔心瑣碎之事叫他煩憂了。

今年4月，王偉的非洲鳉魚將開啟在中國的科學之旅。將來某一天，或能揭開關于人類衰老的更大秘密。

北生所的實踐充分證明，只要找到合適的人給予合適的支持，在中國，就能在很短時間內做出世界一流成果、建成世界一流機構。

關鍵詞： 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