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曾幾何時，名校海歸還是職場上的金字招牌，但最近兩年，隨著大批留學生回國，海歸就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當匹配的高薪崗位飽和時，許多人不得不屈就一些普通崗位，這時名校、高學歷的光環反而成為求職時的“累贅”。自嘲為“海歸廢物”的他們建立了“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的豆瓣小組。在這里，他們吐槽失學失業、分享心酸歷程……

作者|陳曉妍

編輯 | 子睿

26歲的莉莉是法國一所知名美術學院的碩士畢業生。

“薪資低，混不出名堂。”回國后，莉莉獨自在一座二線旅游城市工作，偶爾還要應付父母帶來的壓力：“快三十了，只有這點工資，以后怎么辦？”

第一次在網上看見“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的豆瓣小組，莉莉突然找到一種歸屬感，“海歸廢物”小組被她當作情緒傾瀉的出口。

莉莉的困境并非孤例，2020年，大批留學生回到國內，將“海歸就業競爭有多激烈”的詞條頂上了熱門話題?！昂w廢物回收互助協會”小組人數也隨之猛漲。這里集聚著三萬名留學歸來的海歸，吐槽失學失業、工作生活不盡如人意者占大多數。

名校海歸，這一彰顯個人學識、學習能力，甚至家庭經濟條件的身份，一旦遇到“廢物”的標簽，就會引來一部分“讀書無用”的嘲諷。這不禁讓人反思，在這些致力于成為精英，且具備相當條件的年輕人身上，是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水土不服的海歸們

26歲的劉夢是一名北漂媒體人。

2020年回國求職時，劉夢出現了少有的困頓，30多封拒信占滿了郵箱的頁面，全都來自她意向的媒體公司，包括沒什么名氣的創業團隊。失敗從沒來得這樣密集過，在劉夢前二十多年里，讀重點中學、上985高校，再到去“亞洲第一”的南洋理工大學留學，她一直是那個“別人家的孩子”。

劉夢最喜歡的是媒體行業，但這個行業看重經驗。劉夢畢業后，在新加坡一家中文補習機構工作了一年，媒體的工作經驗為零。

最后，只有一家媒體公司愿意給劉夢一個試用機會，補貼2400元，只有劉夢此前收入十分之一。為了省房租，她與另一位北漂女孩合租一間主臥，共享一張床，沒有任何私人空間?？蛷d被分成兩個隔斷間，住著七個合租室友。

實習結束后，她成為另一家媒體公司的正職員工。每月七八千的工資不足以覆蓋她的日常開支，連房租也需要家人補貼。有一次，她與有過英國留學經歷的同事在一起吃飯，同事感慨地說：“我們其實都是靠家里養著，才讓我們有一份稍微體面的工作?！彼蝗幌氲骄W上的“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海歸廢物”也第一次跟自己對上了號。

“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由三萬多名海歸組成。2020年，大批留學生回國，將“海歸就業競爭有多激烈”的詞條頂上了熱門話題。智聯招聘發布《2020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有意在國內發展的海歸人才數量較2019年猛增33.9%，增幅遠高于2019年（5.3%）、2018年（4.3%）的同比增幅。

26歲的莉莉第一次在小組里發帖時，她正經歷著工作帶來的崩潰時刻。

2020年3月份，回到國內的莉莉參加上海的春招，投出去許多份簡歷，卻沒能等來這座最喜歡城市的回饋。不得已，她只能退居到一座陌生的二線旅游城市，在一家小創業公司里上班。公司制度模糊，莉莉既當策劃，又做設計，偶爾還兼職文案和執行。

工作冗雜，每月到手的薪水只有5500元，但她的生活費就要六七千。公司按最低標準繳納員工的五險一金，沒有其他的福利。一個在深圳工作的大學同學告訴莉莉，自己助理的工資都沒她這么低。

崩潰發生在連續加班之后的一個夜里。當莉莉背著沉重的筆記本電腦，走在陌生城市的街頭時，一種“一輩子都要這么過”的念頭閃現而過，眼淚就開始不受控制。

曾幾何時，名校海歸還是職場上的金字招牌，如今卻成為“讀書無用”嘲諷標簽，到底是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批量生產的留學生

劉夢不是對未來缺乏規劃和目標的那類年輕人。恰恰相反，從高中畢業開始，對成功的渴望，變成揮之不去的焦慮感，讓她的每個選擇都近乎“功利”。為了能順利進入廣州一所985大學，她接受調劑，調到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社會學專業。

但社會學專業的就業前景并不樂觀。2018年，劉夢畢業，班里只有幾位本地女孩在廣州從事專業對口的社工崗位，平均薪酬為三四千元。與劉夢不同，本地人并沒有養家、供房或租房的壓力。班里的其他同學，有的早就轉去就業前景更好的其他系。

擺在劉夢面前的只有讀研一條路。但她反感死記硬背型的考研題目，也深知以自己的努力，最多只能考上本校的研究生。

出國留學則是一條捷徑。

當時，南洋理工大學在QS世界大學綜合排名榜上的排名第13，超過了國內的北京大學。而申請條件，只需要學生有985、211的本科學歷，且雅思分數在6.5以上。劉夢想，既然都要讀研，何不一步到位，申請世界頂尖名牌大學？

劉夢花七八千元找到一家留學機構。機構聲稱，申請不上全額退款。為了保證成功率，那家機構幫劉夢申請了一個門檻最低的專業，一年光學費就要二十多萬。她才反應過來，這才是留學真正的門檻。

因為不喜歡這個專業，她轉而申請了一年學費18萬元的教育學專業，加上生活費，一年的支出不少于26萬。

這還算花費少的。劉夢有一位朋友在澳洲留學，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加起來高達60萬。澳洲大多為二到三年學制，總花費超過一百萬。回國以后，那位朋友在南方找了一份稅前8000元的工作。

近幾十年來，國外高等教育的運作模式，逐漸轉為由消費者驅動的“市場模式”，看重消費者的支付能力。眾多高校榜單與排名，也顯示出高校商業化運作的路徑。從建立品牌，再到占領市場份額，汲取全球財富。

劉夢有種被當成消費者的感覺。她說，國外有的大學本科學費很低，還要給博士生發補貼，只好招收其他國家研究生，靠高學費創收。留學圈曾流傳著一種說法，某國外名牌高校一招收中國碩士，就能多蓋幾棟新教學樓。

在留學商品化的背景之下，留學生成了被批量生產的對象。

海外人才招聘平臺Lockin發布的《2021中國海外人才職業發展分析報告》表明，2021年，海外高校畢業生預計超過82萬人，數據創歷史新高。

其中，多數畢業生會選擇回到國內就業。boss直聘研究院告訴《豹變》，2016年以來，回國求職的海歸比例逐年增長，每天回國就業的留學生比例已經到達80%。在2021年回國求職的留學生中，超過六成擁有碩士以上學歷。

基數的增大，讓名校海歸們也面臨著文憑“通貨膨脹”的窘境。

boss直聘研究院介紹，留學們適合有國際業務、跨文化需求、對語言能力要求高的崗位，像互聯網技術崗位和金融行業都比較樂于招募海外名校畢業的學生。

但一旦每年增長海歸的人數超過了這些崗位的需求，就意味著會有大部分留學生，不得不流向沒有留學需求的崗位。

海歸光環的心理落差

莉莉所在的廣告行業的設計崗位就是如此。

在回國找工作時，莉莉發現很多公司并不需要海歸碩士的資歷。這層光環，反而會給招聘方造成壓力。另外，留學歸來的學生，大多年齡比本科應屆生大。很多公司愿意選擇更年輕、性價比更高的國內畢業生。

在莉莉的父母看來，女兒是出國“鍍過金”的，理應有更好的崗位。但實際上，海歸的標簽非但沒有帶來就業優勢，反而在這種錯位中變得尷尬。

來自成都的王珊對此也感同身受，同為海歸，她被卡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窘迫中。王珊是一所QS排名前100的美國高校管理學畢業生，她原先一心想進國內的大廠當管培生。但因為沒有任何大廠的實習經驗，她的簡歷往往卡在篩選的第一關。

無奈之下，她只好面試最基礎的崗位——被家人認為是“有雙眼睛就能干”的審核員。連身邊的朋友都忍不住問她：“你是來體驗生活的吧？”

審核員的面試在線上進行。當王珊頂著一頭染白的頭發和紋身出現在線上面試的攝像頭前時，她敏感地捕捉到面試官臉上閃過的猶疑。很快，對方臉上的表情切換為禮貌性的微笑，草草地問了幾個問題。面試還沒結束，王珊就猜到自己又掛了。

也許是美國留學生的形象，讓人覺得愛玩、不靠譜。王珊這樣分析自己，但最主要的，還是海歸碩士的學歷，遠遠高于這個崗位“大專以上”的需求。沒有hr會認為，這是個有耐心留下來的應聘者。

王珊留在國內的朋友，有的早在寒暑假期間，就攢夠了網易云、阿里巴巴、快手等多個大廠的實習經驗。有的甚至倒貼錢，也要進大廠去實習。只有王珊在美留學七年，遠離了國內大學生的職業規劃路徑。

boss直聘研究院告訴《豹變》，普通海外高校的留學生，如果缺乏亮眼的成績和扎實的專業技能，單憑留學生身份，可能比不過國內的雙一流高校畢業生。對國內市場和行業現狀的不熟悉，求職缺乏目標性，這也是留學生的一大劣勢。

迷茫與目標的缺失，并不僅僅是回國暫時的水土不服，這似乎是這個海歸精英群體的集體性的“癥結”。

在反思精英教育的著作《優秀的綿羊》之中，威廉·德雷謝維奇形容今天接受精英教育的年輕人們：

當前系統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聰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揚，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膽小怕事，對未來一片茫然，又極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標感——他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特權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實巴交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前進。

莉莉也有過這種體驗。出身中產家庭，學習藝術與設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衣食無憂，就業全憑自己喜歡的那類人。

“這是一個更可笑的故事。”莉莉說，高考結束后，她其實對設計專業并不了解。只是因為這個專業是當時學校最熱門的、錄取分數最高的?！澳苌线@個專業，才能證明自己很牛?！备玫慕逃Y源，給她帶來“將來一定要有出息”的焦慮感，讓她無暇顧及自己的興趣。

精英教育系統的分流

劉夢發現，許多像她一樣，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也會在這里經歷一場重新洗牌。有的人如魚得水，有的人舉步維艱，甚至還有的人輟學退出。如果說，良好的家境出身是含著一把“金鑰匙”，那么許多人就是在維系與失守之間徘徊。

劉夢身邊有許多目標感很強的留學生。一位朋友在英國留學時，就逼著自己融入當地富二代的圈子，有的人一畢業就回國進了國企、金融或者互聯網行業。

劉夢戲稱自己是“精英棄兒”，這是她主動選擇的結果。出國后，劉夢才發現自己為了能上海外名牌大學，草草報的教育專業，并不是自己真正喜歡的——即使這個專業就業前景更好。在新加坡工作的第一年，她的年薪接近25萬?？伤€是想回到國內，從事自己喜歡的媒體行業。劉夢發現，在留學的日子里，她從最功利的人，變得有些理想主義。

北京生活費用高，不到一萬的月薪，只能滿足劉夢基本的生活開支。朋友圈里那些喜歡曬高檔餐廳、名牌用品的朋友，被劉夢全部屏蔽掉了。有一次，她與一位教培行業的朋友聊天，才知道高薪的背后，是晚上加班到兩點的高強度工作節奏。她開始思考，那些精英教育系統的“順產兒”們，一定會過得快樂嗎？

莉莉身邊，有許多同學不愿進入996、007盛行的高薪行業，寧愿犧牲一部分收入，也不愿參與就業“內卷”。不符合主流成功敘事的留學生們，就成了掉隊的“海歸廢物”。

對莉莉來說，生活的矛盾感來自直線下降的物質條件，還來自她的家庭。父母的嘮叨猶在耳邊：“快30了，就這么點工資，以后要怎么養活自己，怎么買得起房子？”

劉夢的家人則喜歡給她介紹優質相親對象。有一位是同濟大學的碩士，在華北研究院做工程，母親告訴她，這個男孩在天津有兩套房，一套可以用來結婚。

回國第二年，劉夢搬到了北京五環的一個沒有客廳的小二居里。母親來北京看望她，晚上，兩人就擠在小臥室的床上。臥室沒有窗，空間逼仄，母親連續兩晚睡不著覺。在浴室洗澡時，門外陌生男室友走動的聲音，也讓這位母親覺得不放心。

劉夢早就猜到母親會是這種反應。但這一次，是劉夢主動邀請母親到訪的。她不希望母親用可憐的眼光打量她，也不要覺得她的北漂生活，是一種勵志奮斗。她告訴母親：我想讓你知道，我家有很多書，有朋友，有音樂，北京的文化生活特別豐富。

這被劉夢形容為“洗腦”，說服母親，也說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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