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互聯網行業風起云涌，不是創始人離職就是 CEO卸任。

從拼多多到字節跳動，從搜狗到快手。 大家關心的，除了大佬去哪兒，就是誰當繼任者，順便再腦補一出九子奪嫡的的劇情。

互聯網大佬頻繁卸任CEO

這和硅谷完全不一樣。在硅谷，接班的高管很好猜，只要接班人序列里有個印度裔，那多半就是了。

眾所周知，印度盛產高管，尤其是在科技行業。

特斯拉，十年四任CIO，其中三任是印度裔。谷歌、微軟、諾基亞、軟銀、Adobe等等企業的CEO也都是印度裔。

印度「軟件大國」這個稱號，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就聽說過，如果在知網萬方搜印度軟件，基本上2005年前所有的期刊論文都在討論中國如何學習印度軟件產業。

印度人寫代碼厲害，這件事好像已經構成了我們對印度的基礎認知之一。

然而十幾年過去，這樣一個以軟件業發達著稱，擁有海量程序員和互聯網人口的國家，卻幾乎沒能誕生一家叫得出名字的互聯網企業。

去年，中印關系最緊張的時候，印度宣布封殺中國59款APP。說實話，要不是這個新聞，我都不知道中國App在印度這么受歡迎。

至于數碼硬件，那就更是中國品牌的天下了。

印度市場手機銷量的前五名，現在分別是小米，三星，vivo，realme和oppo，除了三星都是中國品牌，市場份額達到74%。

這期內容，我們就來聊聊七成人口是文盲的印度如何在21世紀前開展信息革命，殖民美國硅谷，又為何在互聯網時代默默無聞，淪為了硅谷資本主義的高級干電池？

01

上世紀，印度獨立后，政策保守，長期抑制進口和外資。

70年代，地球另一端的美國，硅谷已經掀起了一場信息技術的浪潮，英特爾，蘋果、甲骨文等公司陸續成立。電腦逐漸開始成為普通人能夠使用的產品。

而在印度，電腦在政府的把控下價格高得離譜。整個印度一度只有不到20臺電腦。

革命，往往需要一位開路先驅。

對印度來說，這個人叫F.C.柯理（Faqir Chand Kohli）。

F.C.柯理

柯理1949年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回國后，任職于印度最大的財團塔塔集團，到1969年，被委任為集團旗下塔塔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TSC）的CEO。

塔塔集團

在CEO任上，他切身感受到印度電子科技的落后，大型電腦主機的不足。

而柯理還有另一個身份：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學會主席。

作為印度少數能接觸技術產業前沿的精英，柯理切身感受到了世界在劇變。于是他不斷地游說政客，要求放寬電腦進口限制。

當時硬件仍是科技進步的主要動力，但發展硬件需要大量資金和基礎設施，這些印度都沒有。

而且柯理認為，軟硬件是一體的，等硬件發展到一定規模，軟件勢必有大量需求。

因此，選擇軟件賽道，一方面是柯理為首的產業精英看到了軟件的潛力，另一方面，于印度而言，也算不得已而為之。

1984年，甘地出任印度總理，政策出現了大轉向，印度逐步踏上IT產業之路。

甘地

恰好這個時期，美國許多大企業也有了數字化的需求，印度程序員因為英語水平和廉價的勞動力，在美國軟件市場炙手可熱。

柯理的TCS也在這期間站穩了腳跟，在美國打響了名聲。

柯理的另一項貢獻，是他改變了印度軟件業的生產模式。

一開始，印度軟件公司的生產模式是onsite service，即外派工程師常駐客戶公司，交付后再回來。這意味著公司根本無法累積經驗，每接一個任務重新開始。

1988年，柯理反其道而行之，重塑接單模式，只派少數工程師到客戶公司，負責溝通工作。而具體的軟件編寫工作則在印度本土完成。

這套體系使得印度軟件產業可以進行技術積累，從此程序員們有了輪子。

TCS還會把訂單會分銷給其他中小型的軟件企業。為了確保足夠的IT勞動力，TCS在短短一年內成立了數十家計算機培訓中心。

根據彭博商業周刊引用印度IT協會的統計，目前印度IT公司60%以上的創始人和技術高管，都曾在TCS的計算機培訓中心學習過。

可以說，柯理真正將印度軟件行業帶入了工業化時代。

1999年，印度設立IT產業部，16個省宣布優惠政策，7個省設立專門委員會。

通過有識之士的牽線搭橋和政府的扶持，印度初步完成了軟件外包產業的搭建。

印度的軟件產業第一次在全球大放異彩，源于2000年的「千年蟲」事件，這個人類軟件史上最虛張聲勢的bug。

千年蟲：是指在某些使用了 計算機程序 的智能系統（包括 計算機系統 、自動控制芯片等）中，由于其中的年份只使用兩位十進制數來表示，因此當系統進行（或涉及到）跨世紀的日期處理運算時（如多個日期之間的計算或比較等），就會出現錯誤的結果，進而引發各種各樣的系統功能紊亂甚至崩潰。

2000年之前的幾年，很多政府和企業高度緊張，對「千年蟲」嚴防死守，甚至不惜投入大量資金到「千年蟲」的防范和解決當中。

此時，已經初步搭建好軟件外包產業的印度，因為成本和語言優勢，自然承接下了大量的需求，靠著「千年蟲」發了一筆大財，在全世界刷了一波存在感。

到2000年，印度的軟件產業總產值達到83億美元，僅次于美國，成為印度本土的支柱產業。

當時世界銀行的調查評估顯示，印度軟件出口的規模、質量和成本等綜合指數名列世界第一。在全球軟件開發市場上，印度占據了將近20%的市場份額。

02

如果說計算機的飛速發展，給印度軟件外包的崛起提供了基礎，那么全球化浪潮，就是印度軟件外包業乃至整個外包行業騰飛的根本原因。

2004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來到印度的「硅谷」班加羅爾進行實地考察。

在這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世界是平的。

這個結論并非是他自己空想出來的。

當時，他正坐在印度軟件巨頭Infosys的會議室外，等待攝制組調試攝影器材。閑聊中，Infosys的首席執行官南丹·奈利卡尼說了一句讓弗里德曼終身難忘的話。

他說：當今世界的競技場已經被夷為平地。

這句話讓弗里德曼既激動又恐懼。

他在書中寫到： 「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時刻：...人們將和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人競爭和合作，人們將會在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上互相競爭和合作...世界在變平這一事實意味著，我們將地球上的各個知識中心統一到了一個單一的全球網絡中，如果政治動蕩和恐怖主義不從中作梗，這將帶來一個繁榮而充滿創新的時代。」

一年后的2005年4月，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風靡全球，僅半年時間就賣出100萬冊，成為當年最暢銷的商業書籍?！甘澜缡瞧降摹惯@五個字也成了全球化的代名詞。

當時絕大多數人對全球化都抱有美好的期望。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印度人開始走出國門到美國發展，美國硅谷就是印度程序員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問就是他們給的太多了。

斯坦福大學維韋克·瓦德華教授2014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硅谷，由印度裔主導的初創企業占比達到15%。

當然，印度裔受歡迎，盛產高管，不止是因為技術過關，還有許多軟性優勢。

首先，英語是印度官方語言之一，甚至很多印度人以英語為母語。語言溝通起來沒有問題。

其次，挑選印度人做高管，符合美國人的政治正確。尤其硅谷還是個政治正確敏感度很高的地方。

最后，在論吹牛畫餅社交方面，印度人確實非常優秀，適合做領導帶團隊。

這也就能解釋為何印度軟件業占盡天時利地，但時至今日還沒有一家名聲響亮的互聯網公司，因為技術精英都跑去當了美國人的高級管家，甚至近十年，他們引以為傲的軟件外包業也在倒退。

但人們歡迎全球化是建立在滿足自身利益之上的。

全球化可以讓美國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將最便宜的生產要素重新組合，達到利潤最大化，但勞動力卻無法隨之流動。

無論是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工作還是一些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工作，資本都能夠在美國以外的國家找到代餐，因而造成國內大量失業。

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內反全球化的浪潮越演越烈。

川普上臺后，燒的第一把火就是改革H-1B政策。

H-1B簽證是美國為引進國外專業技術人員提供的工作簽證，每年審批發放8.5萬張。根據美國公民與移民事務處2019年的數據，計算機相關職位占比超過66%，印度人占比超過70%。

印度外包公司濫用H-1B簽證早已不是新鮮事。新浪科技曾報道，這些外包公司大批量為外國員工申請美國工作簽證，再將以低廉的薪酬將他們派到美國企業工作，而外包公司從中可以獲得大約20%的薪酬利潤。

美國企業贏得低薪勞工，外包公司贏得中介費，印度員工贏得美國簽證以作為落戶美國的跳板，整個硅谷連帶外包公司都贏麻了。

然而，后經濟危機時代，隨著川普上臺，美國保護主義抬頭，印度外包公司惶惶不可終日。

在川普上臺一年后，印度大多數科技公司都有裁員的舉措，2017年，在班加羅爾，出現了印度IT史上第一次反對裁員的示威活動。

與此同時，不少公司頻頻向美國獻媚，Infosys在2017年和2018年都曾拍胸脯承諾要在美國開設技術中心，為美國人提供上萬個技術崗位。

印度人可以占領硅谷，但說到底，這里是美國，永遠不會屬于印度人。

03

福禍相依是亙古不變的規律。

印度軟件產業，乃至外包業的黃金時代正在過去。

成本低廉的確是巨大優勢，但時移世易，這種優勢并不是不可替代。比如菲律賓，當過美國的殖民地，就是印度外包行業的有力競爭者。

而成本低除了跟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掛鉤外，與含金量也有關系。

前面提到，印度精英，個個都削尖了腦袋往美國擠，留在國內的，大多做的是基礎工作。

我在查資料的時候，讀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作者是澳大利亞的程序員，跟中國、印度、菲律賓都有過外包合作。

他對比了一下幾個國家的程序員，發現印度程序員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征：他們對需求文檔要求很高，始終要求真正詳細的文檔。所以最合適外包到印度的項目，最好是一個獨立的工作單元，范圍有著明確的界定，文檔齊全，并且完全遵循印度公司現有的模式。

換句話說就是不會變通。

因為印度程序員都是通過單項技術的強化培訓批量生產的。甚至早年印度軟件業還有一個傳說，說是高中生都能做。

跟中國互聯網大廠里各種名校畢業的程序員比起來，印度代工程序員就糙了不少。

被印度人視為民族自豪的Infosys前兩天就鬧了個笑話。

前兩年他們幫印度所得稅部門做了個系統，結果今年6月份一上線就崩潰了，氣得印度財政部長在推特上暗搓搓地內涵Infosys。

本來項目負責人還出來挽尊說，就是第一天發現了一些小bug，已經在修了，大家別慌，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bug越來越多，導致IT部門不得不恢復手動提交納稅表單。還真是「人工智能」啊。

之后，Infosys的人說他們是技術專家，不是稅務領域的專家，大有甩鍋的意思。實際上，他們在跟政府合作的多個項目中都出現過性能的問題。

可見，輪子造多了，確實影響原創能力。

04

最后，還是想聊聊為什么印度有如此龐大的IT產業，卻沒有和中國一樣孕育出強大的互聯網產業？

畢竟兩國人口規模相當，既然中國互聯網可以依靠廣袤的市場實現百花齊放，那人口緊追中國的印度是否也可以？

答案是，想多了。

人口和市場是兩碼事。

所謂人口紅利，指的不是人數帶來的紅利，而是大量需求帶來的紅利。

印度的人口雖多，有趕超中國的勢頭，但相當一部分印度人還在貧困線掙扎，光是去年一年，印度的貧困人口就從5900萬增加到了1.34億，堪稱反向脫貧致富。

從教育上來看，雖然精英教育培養了一大批程序員，但印度依舊有2.87億成年人不識字，文盲數量已經占據世界文盲人群的37%。滿打滿算，印度軟件業每年也只能解決不到300萬人的就業。

在資本的邏輯里，沒有購買力的人群，不構成市場需求。

同樣是發展信息技術產業，中國能成為世界互聯網的一級，印度卻只能當「世界辦公室」，這中間有著巨大的路線差異。

中國很早就完成了信息網絡的基礎建設，作為世界工廠，更是奠定了社會化生產的能力。才有了智能機時代的領導地位，才有了4G的快速普及，為互聯網時代的騰飛奠定了基礎。

加上九年制義務教育掃除文盲，改革開放經濟騰飛，從供給端到需求端，中國互聯網行業不說是天胡開局，起點也是很高的。

互聯網行業的興盛，并不是「啪」一下變出來的，互聯網與經濟的發展、實體行業的繁榮高度相關。

最簡單的，電商，沒有那個消費人口和商品制造能力，既產不出又賣不出，如何生存？

還有許多互聯網公司的營收大頭，都是廣告，沒有強有力的經濟體系支撐，是出不了互聯網巨頭的。

而印度的「世界辦公室」雖然靠風口和短鏈路賺了幾年快錢，但本質上是因為工業基礎太薄，基礎建設不完善，不得已選擇劍走偏鋒。

所以就算是人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跑去美國，對那些印度精英個人來說的確是最好的選擇，畢竟人都是趨利避害的。

而像柯理一樣，大環境不行就去創造大環境的開拓者，畢竟還是少數。

也許印度人也在等待下一個柯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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