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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A股市場上演獨立董事“辭職潮”。據不完全統計，11月12日以來，已有17家上市公司密集披露獨立董事辭職公告。

分析認為，“辭職潮”或與此前康美藥業財務造假案一審判決獨董承擔連帶責任有關——今年9月和10月，獨董辭職量分別為31家和36家，意味著早前單周平均8家上市公司獨董辭職，而康美案后數量實現翻倍。

不過，有數據顯示，若從今年5月開始看，獨董離職數并未出現增加。同時，與往年同期相比，亦未出現增加：2018年11月1日至11月18日，共有17家上市公司有獨立董事辭職；2019年11月1日至11月18日，也有17家；2020年11月1日至11月18日，則有9家。

康美案5名獨董被追責

11月12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全國首例證券集體訴訟案做出一審判決，責令康美向5萬余名投資者賠償投資損失24.59億元。時任“董監高”的13名個人按照過錯程度被要求承擔20%、10%、5%不等的連帶清償責任，包括公司的5名獨立董事。

其中，江鎮平、李定安、張弘三人因在康美藥業2016年年報、2017年年報、2018年半年報簽字，被判承擔10%的連帶賠償責任，對應金額2.46億元。郭崇慧、張平兩人只在2018年半年報中簽字，法院酌情判令其在投資者損失的5%范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對應金額1.23億元。

對于每個人的具體賠償金額，“并非平攤，也非按比例執行，誰有錢就執行誰的?！北本┚熉蓭熓聞账S浩對證券時報表示，這意味著，李定安、張弘、江鎮平、郭崇慧、張平五名獨董可能需要共同承擔3.68億元的賠償責任，但具體賠償金額或需協商解決。

而在如此巨額的連帶責任之下，5名獨立董事在康美任職期間獲得的報酬卻不高——

公開資料顯示，李定安、張弘、郭崇慧、張平來自學界，均在知名高校任教，江鎮平則來自業界，現任汕頭市中瑞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副主任會計師。作為康美獨立董事，他們的年薪多為稅前12萬元/年。

值得注意的是，整個行業薪資普遍不高，Wind數據顯示，A股上市公司獨董中，年薪超10萬的僅4000多人，占比不足三成。甚至有人年薪僅百元，如廣宇發展獨立董事李書鋒、翟業虎2020年獲取薪酬均300元，ST貴人王商利年薪500元。

投融資專家許小恒對北京商報表示，領取較低薪酬但卻要承擔較大賠償責任，康美藥業一案給A股獨董敲響了警鐘，這是近期獨董上演“辭職潮”的原因。

而這背后，卻是上市公司獨董機制的困境。

“不獨也不懂”的現狀

1993年，青島啤酒在香港和上海同步發行上市。按照香港證券市場的規定，青島啤酒聘請了兩名獨立董事，從而成為第一家設立獨董的境內上市公司。而在2001年，中國證監會頒布《關于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標志著獨董制度的正式推行。

關于獨董的職責，上述意見中提到：

獨董不在公司擔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職務，并與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不存在可能妨礙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的關系……獨立董事應當按照相關法律法規、本著指導意見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認真履行職責，維護公司整體利益，尤其要關注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并且，在獨董的設置上，證監會也做了明確的規定：

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至少包括1/3的獨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一名會計專業人士（會計專業人士是指具有高級職稱或注冊會計師資格的人士）

也就是說，獨董在公司的重要意義就是既“獨”又“懂”。懂公司業務和財務狀況，不受公司管理層利益左右，進而幫助二級市場在會計師事務所、監事會以外，對上市公司進行再次監督。

而事實上，在國內落地20年來，獨董制度一直備受爭議。

據了解，現行的獨董的提名選任制度中，獨董提名權主要是掌握在董事會、監事會以及單獨或合并持有公司己發行股份1%以上的股東手上，維護中小股東利益的獨董，不由中小股東提名，現有股東大會選舉產生董事的方式無法產生可充分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

有報道指，大多數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是大股東或管理層通過私人關系選聘的，在一定程度上把本該承擔監督責任者與監督變成了同一批人。同時，有些獨立董事還擔負著為上市公司背書、吸引資源、帶來名聲的“私活”，加上要從公司而不是從第三方處領取津貼，很難在經營管理中起到獨立監督、客觀建議的作用。

除了“不獨立”，獨董“不懂事”的現象也很普遍。有數據顯示，約九成獨立董事平均每年每家上市公司工作時間在20天以內，扣除獨立董事參加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時間外，77.33%的獨立董事每年在每家上市公司工作時間平均不超過8日。

據中新經緯報道，一位從某福建上市公司辭職的不愿具名的獨董表示，獨董是一份兼職的工作，只是拿點薪酬，不能持有公司股份。“可以說是‘花瓶獨董’吧，主要是給董事會提供一些參考意見，以供決策?！?/p>

如今，隨著康美案落地，“辭職潮”蔓延，業內分析認為，這種不正常的獨董現狀或將被改變。

辭職的獨董將更多？

據界面新聞報道，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教授表示，經過康美案，部分獨立董事或許發現自己缺乏履職的能力和條件，且本案獨立董事承擔的民事責任遠高于收益，“辭職潮”反映出獨董的權利意識、責任意識、風險意識在覺醒。他預計，辭職的獨立董事將會更多。

不過，從法律上來講，獨董并不能通過辭職或借口不知情來逃避責任。現任4家境內外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并歷任5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財新專欄作家尹曉冰發文：現行A股獨立董事制度規定，辭職后必須要等到新的獨立董事經股東大會產生才能離職，不是一紙辭職報告就可以離職的；離職也不可以免除任職期間的責任，任何國家的法律都不會對任職期間的瀆職行為因已經辭職就豁免。

“不知情沒獲利對一個履職就必須知情并領取津貼還簽字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的獨立董事而言，你自己覺得是一個好的免責理由嗎？”他還指出，購買職業保險的做法也并不能保獨立董事平安，因為一般的董監高責任險不能覆蓋重大違法違規公司的民事賠償義務，何況很多保險首先約定不對董監高的違法違規行為履行賠付責任。

“各方應當借康美案這一契機反思獨董制度向何處去，現在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苯鸲怕蓭熓聞账匣锶藯铈谩⑾臇|霞律師表示，在目前情況下，我國法律對外部獨立董事的功能、作用的認知投射到實踐中，的確很難用一句“外部董事與內部董事負有相同的忠實、勤勉義務”來形成對其歸責的判斷。故對于上市公司普通董監高、尤其是外部董事的責任追究應當謹慎，不宜作泛化處理。在這一問題上的思考和制度建構，應該還有比較長的一段路要走。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張啟祥則認為，單說制度建設層面，目前的規則對獨立董事的權限與履職、責任和義務，其實是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和清晰的安排，制度建設已經比較完善了。“我理解現實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更多還是在執行層面。一是很多上市公司并沒有真從公司治理層面實際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更加需要他們開放地歡迎獨立董事參與公司管理，接受監督、檢查和問詢等，并提供履職保障，充分發揮外部董事的作用。二是一些獨立董事，本身或怠于行使權利，或抹不開面子，或不具備履職能力，使得制度虛設了。”

如果未來要從制度上優化，他建議從四方面考慮：一是對獨立董事任職進行強化；二要合理提高獨立董事的薪酬。第三，可以考慮監事會和外部董事的聯動；第四、要鼓勵和推動獨立董事發揮作用，也要為他們履職提供合理的保障，比如強制性的董事責任險。

（編輯劉萌萌綜合自中國基金報、中新經緯、中國證券報、界面新聞、券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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