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的產品設計，似乎正變得越來越“矛盾”。

無論是產品線的規模，還是產品采用的技術，都在變得更加紛繁復雜。蘋果不再是那個“用一款產品打天下”的蘋果。

這很反常。早在喬布斯時代，蘋果一直崇尚用簡潔易懂的方式滿足用戶需求。面對問題，蘋果更愿意提供一個“標準答案”，而不是多個“可行解”。

這種宗旨，即“用相同方式設計不同產品”，被稱為蘋果產品的“大統一理論”(The Grand Unified Theory)。2015 年前后，蘋果曾對外透露了這樣一個“理論”的存在。

但這套理論已經破產，最近出版的書《After Steve》(喬布斯之后)提供了一些新的內幕。故事的主角，就是前蘋果首席設計官，Jony Ive。

Ive 將一個美妙的理想，帶進了死胡同，并最終迷失在時代的浪潮里。

交互“大統一”

很多從小用 Windows 電腦的用戶，剛開始接觸 Mac 時，最不習慣的交互之一，是 Mac 的鼠標。

與 Windows 上鼠標滾輪向下滾動就向下翻頁的邏輯不同，Mac 默認的“翻頁方向”，是手指向上滾，頁面向下翻。

這個邏輯起源于 2008 年，當時初代 iPhone 剛剛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在蘋果內部，大家確信，iPhone 上搭載的“多點觸控”技術，代表了交互的未來，也應當被用在 Mac 上。

2008 年，蘋果推出了第一款搭載“多點觸控”觸摸板的 Mac，MacBook Air。次年，蘋果又發布了第一款支持多點觸控的鼠標，妙控鼠標(Magic Mouse)。

在新的觸摸板和鼠標上，蘋果采用了和 iPhone 相同的交互邏輯：“自然方向翻頁”，即兩根手指往上滑，頁面往下翻，就像翻一張紙一樣。你還可以像操作 iPhone 一樣，用兩根手指縮放圖片、網頁。

這就是蘋果，如果它覺得某個功能點，某種交互方式更好，那就應該把它用在所有的產品上，不惜打破用戶已形成的使用習慣。

類似的顛覆，在蘋果公司數十年的發展史上，一點都不新鮮。

史蒂夫·喬布斯是一個非常重視“交互”的電腦設計師。他沒有技術背景，不會寫代碼，也不那么懂工程。但他知道，如果想讓這個名為“計算機”的機器走進尋常百姓家，最需要解決的，就是“交互”的問題。

喬布斯堅信，設計定義體驗。所以他在介紹 iPhone 時強調，iPhone 的“多點觸控”，是蘋果帶給世界的第三次交互革命，前兩次分別是 Macintosh 上的“鼠標”，和 iPod 上的“觸控轉盤”(Clickwheel)。

2011 年，喬布斯去世后，蒂姆·庫克接班成為 CEO，但產品交互設計的大權，落在當時的首席設計師，Jony Ive 身上。

從上世紀 90 年代起，Ive 一直與喬布斯保持著緊密合作，定義蘋果產品的設計。喬布斯去世后，Ive 依然堅定地貫徹著之前定下的發展路線圖。其中最核心的一件事，簡單來說，就是要把 iPhone 上成功的交互設計，產品特性，推廣到整個蘋果產品線。

這一思路也得到了 Phil Schiller 的支持。作為負責市場營銷的高級副總裁，Schiller 相信，包括“多點觸控”、“視網膜屏幕”在內的產品概念，已經因為 iPhone，有了相當高的用戶認知度，能更好體現 Mac 的產品優勢。

所以，自 2008 到 2015 年，蘋果不僅發布了支持“多點觸控”的觸摸板和鼠標，還用同樣的邏輯，改造了 Apple TV 的遙控器，又推出了搭載“視網膜屏幕”的 MacBook、iMac 5K、iPad Air……

Jony Ive 完成了喬布斯未竟的事業，把以“多點觸控”為核心的 iPhone 的交互邏輯，推廣到了整個蘋果產品線，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大統一”。

擺在 Ive 面前的問題只剩一個：然后呢?

觸控的未來

作為硅谷最激進的“創新分子”，喬布斯近乎偏執地熱愛新技術，與此同時，又對產品體驗有著異乎尋常地執著，事事完美主義。

喬布斯曾多次表達過，要將目光看向未來，而不是沉湎于當下已取得的成就。

顯然，Jony Ive 謹記著喬布斯的教誨，在搞定“推廣觸控”這件事后，他立刻開始思考：iPhone 的未來，“多點觸控”的未來是什么?

很快，他交上了一份答卷。

2014 年秋季，蘋果租下了加州庫比蒂諾的弗林特中心，作為發布會場地。30 年前，喬布斯就是在這個地方，發布了他最引以為傲的個人電腦，Macintosh。發布會前，蘋果的高管們，包括庫克本人，也罕見地對外界透露：蘋果將帶來“歷史上最好的”、“真正偉大的”產品。

9 月 9 日，庫克向全世界介紹了這款“重新定義用戶期待”的產品：Apple Watch。

僅僅從發布的方式上，你就能感受到蘋果對 Apple Watch 到底有多重視：租下 30 年前發布 Macintosh 的場地;用 One More Thing 作為引入;采用最高級別的保密，提前半年發布，防止任何供應鏈、監管部門的消息流出……庫克甚至用了喬布斯當年介紹初代 iPhone 時一模一樣的方式，將 Apple Watch 定義為“交互界面的革命性突破”。

而這個所謂的下一代交互方式，就是“壓力觸控”(Force Touch)。

在 Jony Ive 的描述里，“壓力觸控”，相當于給浮于平面的“多點觸控”，增加了一個全新的維度——深度。不只如此，通過全新的“觸覺引擎”(Taptic Engine)，用戶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得到了擴增，不只是聽到、看到，還可以感覺到。

有了新的交互方式，Ive 當然也要將它推廣到整個蘋果產品線，實現“大統一”。

這一次，Ive 的動作快了很多。2015 年，蘋果先是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MacBook，首次搭載了“壓力觸控板”。這塊觸控板下面內置了一個震動線圈，檢測壓力的同時給到震動反饋，讓用戶感覺自己好像“真的按下去了”。之后，同樣的技術被推廣到 MacBook Pro 以及 iMac 5K 的獨立觸摸板上。

秋季，蘋果又推出了全新的 iPhone 6s 系列，搭載“觸覺引擎”和 3D Touch。Ive 把觸控的“第三維度”，帶到了蘋果銷量最高的明星產品，iPhone 上。

Ive 推廣壓力觸控的決心很大，速度很快。但壓力觸控到底可以解決什么需求，定義就相對模糊很多。

初代 Apple Watch 上，你可以通過重壓呼出菜單、更換表盤;iPhone 上，也是重壓圖標呼出菜單，以及重壓照片、郵件等內容，進行“預覽”……都不是什么殺手級應用場景。

過去的蘋果，或者說喬布斯，每帶來一種新的交互方式，都是為了創造全新的產品形態，帶來全新的體驗。別說殺手級應用了，整個產品都是圍繞新交互展開的。即便如此，Macintosh 在發布早期也遭遇了大失敗，初代 iPhone 的觸控交互同樣被認為效率遠不如黑莓的物理全鍵盤……想要推廣新東西，總是很難的。

對 Jony Ive 來說，這一次，他只能把一切籌碼，押注于未來。但很快，事情就開始變質了。

創新的代價

2016 年，Jony Ive 對“觸控交互”發起了最后一次 all-in 式的押注。

秋季，蘋果推出了全新的 MacBook Pro。這個時間節點對蘋果同樣意義非凡：它是蘋果發布首款筆記本的 25 周年。

新 MacBook Pro 最大的變化是 Touch Bar。用一句話形容 Touch Bar：它將 iPhone 的屏幕，放到了筆記本上，取代了傳統的物理功能鍵。

實際上，這個想法并不新鮮，觸屏式智能手機席卷世界之后，一直有人說，要把觸摸交互方式帶到電腦上。包括聯想、微軟在內的 PC 軟硬件大廠，都早于蘋果開始了嘗試。

但 Jony Ive 的 Touch Bar，仍然有它的創新之處，甚至暗示了一個更“瘋狂”的未來。

當時，蘋果在 Mac 上力推的產品創新有三：一是可以感應壓力，通過震動反饋的“壓力觸控”;二是鍵程更短，更薄，手感反饋更干脆的“蝴蝶鍵盤”;三是開發者可以自行設計界面的 Touch Bar。

不難發現，如果這三項設計各自持續發展，最終指向的未來，就是一個“沒有實體鍵盤，C 面也是一整塊屏幕”的 MacBook。不少人認為，通過壓力感應和震動反饋，蘋果或許真的能在一塊屏幕上模擬出類似物理鍵盤的手感。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坊間流傳比較廣的猜測，Jony Ive 具體是怎么想的，事情在蘋果內部推進執行到了什么層面，我們不得而知。2016 年的 MacBook Pro 之后，蘋果再也沒有嘗試過，對“交互”進行顛覆性創新。

回顧這段歷史，如果說 Ive 那些創新的交互設計，僅僅是“不成功”而已，或許一切還可以被原諒，庫克帶領的管理層也還可以給他更多時間。

問題在于，這一系列創新的代價，真的太大了。

iPhone 6s 因為采用 3D Touch，屏幕模組變厚，導致電池容量被擠占;Touch Bar 取代功能鍵，導致一部分對 Esc 鍵有剛需的程序員非常不習慣;更不必說為了達到 Ive 想要的，“近乎完美的簡潔、輕薄”，新 MacBook 去掉了風扇，Pro 電池縮水，連大部分配件都需要用轉接頭，整個 Mac 產品線都陷入一場散熱災難……這一系列詬病鋪天蓋地，即便是蘋果，也無法完全坐視不理。

除了交互，Jony Ive 還不斷探索工業設計的邊界，做各種材料和工藝的嘗試。此前，在和喬布斯合作的十幾年里，他們探索過用彩色塑料做產品，用 CNC 削一塊完整的鋁，把金屬和玻璃連在一起……都是偉大的創新。從 Apple Watch 開始，Ive 將目光瞄準了高強度不銹鋼和黃金。

他堅持做了售價最高可達 126800 元的純金手表。即便售價如此昂貴，這個表也并沒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高的利潤，因為其中用到的黃金比一般的黃金強度要高得多，成本也更高——是 Jony Ive 堅持要用的。這些金表最終當然大規模滯銷，費了蘋果不少錢。

又比如從 iPhone X 這一代手機開始的采用的，不銹鋼弧形中框。這個設計之后一直被用在 Pro 系列的 iPhone 上，帶動 iPhone 售價節節攀升，直到 iPhone 12 系列被改回直角。

必須承認，Ive 在蘋果任職生涯末期，做的設計，愈發“形式大于內容”。2019 年夏天，最后一款由 Ive 操刀設計的產品，Mac Pro(2019) 和 Pro Display XDR 發布。售價 7799 元的顯示器支架、3000 塊錢的機箱滾輪引發一片噓聲。

噓聲中，Jony Ive 離開蘋果。

新“大統一”時代

2015 年，蘋果剛剛發布新的 iMac 5K 時，當時負責營銷的蘋果核心高管，Phil Schiller，接受媒體采訪，聊到了蘋果的產品設計哲學。

他說，蘋果的所有產品，從 Apple Watch 到 Mac，實際上都是“電腦”，只不過各自有獨特的功能和形態。Apple Watch 的終極目標是接管一部分，你原本要在 iPhone 上做的事，這樣就可以降低拿起手機的頻率;而 iPhone 的目標，是為了接管一部分你要在 iPad 上做的事，再往后，MacBook、臺式 Mac……以此類推。

這解釋了為什么蘋果一直想用一套完整的“交互方式”詮釋一切。他們希望你用了 iPhone，就能自然地用同一種方式，用好整個全家桶。但無論是 Mac、iPad、還是 Watch，它們的形態各不相同，本不應該用“同一種方式”去交互。

今天的蘋果產品線，越來越龐雜，很多“統一感”都在消失。比如 iPad Pro 用著 Face ID，Air、mini 配備的則是 Touch ID;iPhone 的“劉海”里有 Face ID，MacBook Pro 沒有;又比如蘋果目前在售的兩款顯示器，居然不能兼容彼此的支架;以及 iPhone SE 3，5 年之后，還沒有更新到“全面屏”設計……唯一實現統一兼容的蘋果產品，可能只剩下那塊擦屏布了。

但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去觀察，蘋果產品仍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大統一”，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大統一”。你用 Mac 的鍵盤鼠標，可以自動連接、操作 iPad;健身時，Apple Watch 的運動信息可以投到 Apple TV 上;包括越來越好用的 AirDrop、跨設備復制粘貼、隔空播放聲音和圖像……

蘋果不再拘泥于單個產品的設計，而是希望實現更順暢的跨平臺協作，提供一致的服務體驗。這件事，主要還是歸功于全平臺統一的自研芯片。

負責芯片開發的 Johny Srouji 的團隊，和負責軟件的 Craig Federighi 的團隊，正在重新定義蘋果的“全家桶體驗”。

Jony Ive 功過

《After Steve》記錄了喬布斯去世后，蘋果的發展和動蕩之路，也回顧了 Jony Ive 這套“大統一理論”逐步破產，最終被清算的歷史。

書里，Jony Ive 被刻畫成一個有著偏執完美主義，又在蘋果內部有著極高話語權的“神”。在他的陰影下，硬件工程團隊的很多聲音，并未被充分聽取、采納，最終導致產品失敗。

某種程度上，這就是喬布斯的性格。只不過，喬布斯手里的蘋果，實力遠不如過去 10 年那么強盛。作為親手將公司送進深淵，又親手把公司從破產邊緣挽救回來的創始人，喬布斯雖然偏執，大膽，但他或許比 Ive 更懂得，創新的“邊界”在哪。

后喬布斯時代，Ive 試圖用單一邏輯設計一切，這種想法無異于刻舟求劍，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中，反而付出了更多代價。比如為了讓鼠標實現用 Lightning 線充電，同時保持他想要的優美形狀，最后只能把充電口設計在底部，備受嘲諷。

今天，3D Touch、Touch Bar 早已是歷史名詞，手表上的壓力觸控也被移除。過去三年發布的，未經 Jony Ive 之手的新產品，總體上更便宜、更實用主義了，大幅改善了續航、散熱、接口豐富度、鍵盤手感等“實用性功能”。

效果立竿見影。近兩年，蘋果年收入以 20-30% 的速度高速增長，用戶反饋也肉眼可見地改善。而且，更便宜的產品，反而讓蘋果的總體利潤率飆升，從此前的 21-22%，一路飆升至 26.5%，增長了約 25%。

Ive 那些昂貴的設計，除了帶動產品售價節節攀升，反而沒那么賺錢。

《After Steve》出版之后，有兩種聲音開始激烈交鋒。一種認為，Jony Ive 一系列的設計失敗，極大傷害了用戶體驗和公司利益，離開公司也是理所當然;另一種則認為，庫克為首的，只知追求利益的管理層，逼走了 Ive，使蘋果徹底失去了它的靈魂。

這件事非常復雜。比如書中提到，Jony Ive 借庫克之手，開除了當年負責軟件開發的高級副總裁 Scott Forstall。而繼任者 Craig Federighi，曾被報道跟 Forstall 關系不錯。不難聯想，Ive 和 Federighi 在之后數年的共事生涯中，并沒有實現充分合作。這是否是 Ive 的設計無法在軟件層面落地的原因之一呢?責任又要歸給誰呢?

這段歷史的跨度很長，包含了太多私人因素，作為局外人，基于一部分細枝末節就發出判斷，并沒有什么意義。

2011 年，喬布斯在病榻上，彌留之際，他告訴庫克：“(今后)面對問題，不要假設我會怎么做，做你認為正確的事。”以喬布斯和 Ive 的關系，他大概率也將一些事，托付給了 Ive。

回顧過去 10 年，蘋果發布過的產品，不難發現：在喬布斯去世后的 5 年里，Ive 相當努力，有條不紊地執行著他的工作，全然不像后來報道傳聞的那樣“天天摸魚”。

所以，當我們回看這段歷史，很難說庫克和 Ive 誰做得更好。只能說，庫克順應了這個時代，這個“單個產品難以再改變世界”的時代，他實現了喬布斯的托付，用“正確”的方式，帶領蘋果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而 Ive 的時代，停在了那個硬件創新蓬勃生長，且有喬布斯為他掌舵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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